新華社北京４月１８日體育專電(付政浩)或許若干年后，再回首審視２０１６年的這屆男籃集訓隊時，世人并不會覺得有任何奇特之處。但對于早已習慣了男籃在３月中旬就集結完畢的你我而言，在奧運年的４月中旬有大批國手仍未歸隊無疑是個奇觀�？紤]到今年的集訓名單很人性化地分為三批，并且對周琦、王哲林等人沒有強制設置報到日期，這無疑算得上是男籃管理層面的一種進步。

　　但中國男籃國家隊方方面面的進步都略顯“龜速”。特別是從產業(yè)化可持續(xù)管理角度而言，男籃在基礎性保障與風險防控體系、商業(yè)賽場次限制、隊員無形資產分紅、戰(zhàn)績激勵機制這四大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短板。如２００３年，姚明因為肖像權以“１元索賠”可口可樂，就是這其中一個明顯的例證。

　　如果這四大短板不能及早補強，未來中國男籃和ＣＢＡ聯(lián)賽很可能會走向利益對立面。

　　短板一：男籃基礎性保障與風險防控體系脆弱

　　男籃基礎性保障與風險防控體系可以分為基礎性保障成本和風險防控體系兩大類。在這其中，男籃的基礎性保障成本往往轉嫁給ＣＢＡ各隊，而風險防控體系則十分脆弱，一旦有球員受傷，購買的保險額度壓根不足以彌補球員和球隊的損失。

　　男籃基礎性保障成本主要是球員集訓期間產生的經濟成本，比如往返差旅費、醫(yī)療費、意外傷害保險費、食宿費等。自ＣＢＡ成立以來的２１年間，這些成本大多數時間都是由ＣＢＡ各隊承擔其中的一大部分。在２００６年之前，籃管中心每次下發(fā)的男籃集訓通知的最后一部分總會注明：“運動員往返交通費、醫(yī)療費以及在訓期間意外傷害保險費由所在單位負擔，籃球中心負擔全體人員食宿費以及教練組往返交通費�！�

　　在很多人看來，這無疑是份不公平條款。國家隊不僅免費征用各隊球員，還居然要求各隊為球員支付這期間的費用，這無疑是一種成本轉嫁。而國家隊之所以在這一時期把絕大多數成本都轉嫁給ＣＢＡ各隊，固然是因為當時中國男籃的商務開發(fā)水準低下、營收總額有限，但也與當時的體育價值觀有關。畢竟當時能向國家隊輸送人才也屬于地方體育局的一種政績，各隊都爭先恐后想把自己的鎮(zhèn)隊之寶塞進國家隊，這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殊榮。至于在球員成為國字號后需要為其繳納一筆費用，誰又會真正介懷呢？

　�。玻埃埃赌旰螅谢@商務營收持續(xù)上漲，籃管中心也隨之做出調整：“集訓人員往返差旅費和醫(yī)療費由所在單位支付，其余費用由籃球中心負擔�！�

　　進入２０１１年，特別是近兩年中國男籃連續(xù)簽下一汽等知名贊助商后，男籃集訓通知則進一步做出調整：“參加集訓球員的往返差旅費、食宿、醫(yī)療保險以及意外傷害保險費等由籃球中心負責。”當然，只有男、女籃成年國家隊做到了這一點，而在各個級別的國青隊中，俱樂部仍需為自家的球員支付差旅費和醫(yī)療保險等。

　　而在風險防控體系方面，男籃現(xiàn)行的體育風險防控體系大體由三部分組成，主體是體育總局繳納的中華體育基金保險，此外還有是ＣＢＡ各隊（最近兩年則是籃管中心）的自選商業(yè)保險以及賽事組委會提供的意外傷害保險。

　　據調查，賽事組委會提供的意外傷害保險額度主要與比賽舉辦地的經濟條件和法律規(guī)定、選手參賽的具體項目等有關。換言之，這個數額并不確定，且獲取時手續(xù)煩瑣。而ＣＢＡ各隊（最近兩年則由籃管中心負責購買保險）為節(jié)約成本，他們?yōu)榍騿T購買的意外傷害險往往都是最低額度保單，并且除了這份意外傷害險外，他們再未為球員購買其他任何商業(yè)保險。這也意味著球員一旦不幸遭遇重大傷病，球員理賠只能是規(guī)定的最低額度。

　　在職業(yè)化的風潮下，硬性規(guī)定的中華體育基金保險，則顯得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根據國家體育總局下發(fā)的《優(yōu)秀運動員傷殘互助保險試行辦法》第１５條規(guī)定：“（中華體育基金）保險待遇標準分為十二級，特等為３０萬元�！碑敵霈F(xiàn)重大的體育傷殘時，運動員卻只能獲得最高額度僅３０萬的賠償。

　　眾所周知，ＣＢＡ的人才培養(yǎng)成本在急劇上升，而與此同時，男籃的風險防控體系卻根本無法提供相應的有力保障，試問那些俱樂部又怎么想？從這個意義出發(fā)，２０１５年夏，遼寧男籃的韓德君、賀天舉等人在國家隊期間堅稱有傷不能訓練的做法乍一看固然令人惱怒，但考慮到深層次的風險防控問題，只需稍稍換位思考，俱樂部和球員的苦衷和擔心也值得體諒。

　　相比之下，ＮＢＡ在風險防控體系方面明顯做得更到位。在ＮＢＡ，各種各樣的商業(yè)保險已經成為球員和球隊的堅實后盾。從ＮＢＡ各隊、美國男籃夢之隊到球員自己，各方都不吝重金購買保險。尤其是一些巨星，還會對自己身體的關鍵部位進行重金投保，比如科比的手指、勒布朗的膝蓋和背部、杜蘭特和羅斯的腳踝等。一經對比，ＣＢＡ和中國男籃無疑還相差甚遠，急需迎頭追趕。

　　短板二：男籃商業(yè)賽的場次過多

　　對于球星而言，在征戰(zhàn)一個漫長的賽季后，他們早已身心俱疲，之所以選擇勉力為國出戰(zhàn)，主要是出于一份責任感和愛國心。但如果此時他們發(fā)現(xiàn)球隊安排自己打的多是一些水準極差、胡拼亂湊的商業(yè)賽，可想而知，這些球星內心會何其惱火！

　　本以為是為國家榮譽而戰(zhàn)，但沒想到卻淪為了賺錢工具，這不僅會讓國手們在比賽中積極性大減，而且會嚴重影響此后國家隊的召喚力。所以，很多西方的國家隊會限制商業(yè)賽的場次，即使一定要增加熱身賽場次，他們也多選擇打那種關起門來的對抗教學賽。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男籃即使出高價也很難請來正牌的國家隊的緣故，因為國外的那些頂級球隊壓根不會為了錢來和一支水準明顯低于自己的球隊交手，而看在錢的份上來的那些則多半是一些生拼硬湊的“國家隊”。

　　在這方面，夢之隊無疑是個好榜樣。自從１９９２年組建夢一隊以來，歷屆夢之隊在設置熱身賽時往往會參考球員意見，甚至必要時還會和一些大牌簽署約定，即約定安排的純商業(yè)表演會不會多于５場、每場和球員的分紅比例不低于某個數字，并且比賽的贊助品牌不會與球星的贊助品牌沖突（一旦沖突，必須為球星設計品牌沖突規(guī)避預案，比如１９９２年喬丹、巴克利等耐克簽約球星用美國國旗遮住了頒獎服裝上的商標，這一方法也多為后世所沿用）。

　　和國外球隊相比，中國男籃在商業(yè)賽方面的做法令人汗顏，他們安排的商業(yè)賽事不僅場次密集、水準低下，而且球員幾乎沒有任何分紅。

　　據不完全統(tǒng)計，２００７年，為了備戰(zhàn)２００８年奧運會，男籃當夏安排了３０場熱身賽，其中有１５場屬于在全國各地巡回的商業(yè)賽；２０１０年夏天，中國男籃打了２５場熱身賽，其中１２場屬于商業(yè)賽；２０１２年相對較少，但也有２０場熱身賽，其中８場屬于商業(yè)賽。

　　長期讓球員打這種水平低下的商業(yè)賽，不僅無助球隊戰(zhàn)斗力提升，也會挫傷球員的積極性和榮譽感。以姚明為例，在逐漸融入到ＮＢＡ文化后，他曾專門和籃管中心的領導進行溝通，提出每年最多只參加三場類似的商業(yè)賽，而且如果不提前通知自己，將拒絕出席任何臨時安排的商業(yè)活動。

　　２００５年中國籃協(xié)在《中國國家籃球隊運動員商業(yè)權利管理辦法》中第十四條明文規(guī)定：“作為國家隊隊員，現(xiàn)役運動員必須參加中國籃協(xié)安排的國家隊商業(yè)性賽事（每年不超過１５場）和由三名（含）以上國家隊球員出席的贊助商推廣活動（每年不超過５次），并有義務無償參加中國籃協(xié)和國家隊的公益性活動及宣傳推廣活動�！�

　　姚明認為，國家隊比賽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事關國家榮譽。國家隊的管理重點是球員選擇，教練選擇，特別是比賽對手的選擇，以及球員、教練的醫(yī)療保障以及其他的各項保障。相對于這些，國家隊的商業(yè)開發(fā)應當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應當盡可能去商業(yè)化。

　　近年來，ＣＢＡ本土球員個性也越來越突出。如果不能用一種合理的方式來平衡密集的商業(yè)賽事和被傷害的球員感情這之間的矛盾，那么未來只會有越來越多的球員對中國男籃說不。

　　短板三：缺乏對球員無形資產的保護

　　一般而言，球員的無形資產主要體現(xiàn)為姓名、肖像、名譽、榮譽等方面。在國外，這是明星運動員獲得收益的主要來源之一，但在中國，尤其是各級國家隊內，球員的無形資產經常被隨意侵權，而侵權的主體往往就是國家隊和各運動管理中心。

　　國家體委（國家體育總局前身）早在１９９６年就在《運動員從事廣告經營活動管理的通知》中規(guī)定，現(xiàn)役運動員的無形資產歸國家所有。此后幾經修訂，運動員本人對無形資產的主導權加強，但國家體育總局仍要求，凡是入選國家隊的運動員必須與各中心簽訂協(xié)議，即國家隊有權無償使用國字號球員的無形資產。顯然，體育總局歷年擬定的條例均沒有對運動員的無形資產做出相應的保護，而這也最終釀成了２００３年姚明向可口可樂索賠一元的無形資產索賠案。

　　２００３年，中國男籃的贊助商可口可樂將姚明、巴特爾、郭士強三人的頭像印在了瓶身上，而它的直接競爭對手百事可樂恰恰當時是姚明的贊助商。于是姚明起訴可口可樂侵犯肖像權，可口可樂辯稱自己使用姚明的肖像源于中國男籃的授權，而男籃則指出可口可樂使用的是姚明等三人的集體肖像權。為了證明這一點，相關領導還翻出國家體委的歷年文件。

　　這一事件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相關的法律界權威專家、媒體和公眾都參與到了討論之中，一致認為肖像權屬于私權，歸個人所有，這是民法通則明確規(guī)定的。最終經過各方面的多次溝通之后，在開庭前的最后一個晚上，姚明與可口可樂方面達成和解，可口可樂相關產品全部下架，姚明撤訴，從而明確了其肖像權歸個人所有。

　　按理說，在該案塵埃落定后，籃管中心和體育總局應該依法修改條文，但籃管中心仍不肯輕易放棄球員無形資產這個金礦。２００５年在《中國國家籃球隊運動員商業(yè)權利管理辦法》中將之前所謂的“集體肖像權”改為“球員特征”，并在該《辦法》第十條明確規(guī)定：“中國籃協(xié)有權在全球范圍內對任何形式出現(xiàn)的運動員球員特征享有獨家所有權和使用權，并可授權他人使用。未經中國籃協(xié)書面許可，運動員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或許可第三方使用運動員球員特征�！�

　　相比于中國男籃對國手無形資產的隨意侵犯，美國男籃則對于球星們給予了足夠的尊重。在每屆夢之隊組建時，球員們也都會被要求簽署《美國國家籃球隊的運動員商業(yè)權利授權書》。但其中明文規(guī)定了美國國家隊在使用“球員特征”時會受到諸多限制，如不能使球員和產品直接接觸、任何情況下不能同意贊助商或被授權人在鞋類產品中使用球員特征、不能單獨使用球員特征（至少５人）、只能稱運動員為國家隊一員而不能使用其姓名權等。

　　顯然，中國籃協(xié)也應及早順應時代發(fā)展，進一步細化相關條例，認真保護球員的無形資產。

　　短板四：男籃戰(zhàn)績獎勵機制不健全

　　一般情況下，中國男籃球員會獲得三種獎勵：第一種是官方主贊助商的獎金。目前中國男籃的贊助商多達１１個，其中，作為官方主贊助商的ＴＣＬ集團每次都會在球隊取得佳績后給予重獎。這些年，ＴＣＬ的獎勵從現(xiàn)金３０萬加每人一臺６５英寸３Ｄ液晶電視（２０１０年廣州亞運會奪冠）到１２０萬加每人一臺曲面量子點電視（２０１５年長沙亞錦賽奪冠）不等。

　　第二種則是耐克簽約球員的合同激勵條款。作為中國男籃的官方合作伙伴之一，耐克在一些簽約國手的合同中規(guī)定，若入選男籃最終１２人名單將進行獎勵，若最終奪冠則追加獎勵�？紤]到目前入選國家隊對于中國球員而言仍具有極大的號召力，所以這些激勵條款的數額并不大，而且往往體現(xiàn)在一些新星的合同中。但在ＮＢＡ，耐克在設置為國效力激勵條款時卻都給出了不菲的激勵額度。

　　眾所周知，夢之隊以陣容夢幻而著稱，但征戰(zhàn)２００２年世錦賽的夢五隊和２００４年奧運會的夢六隊卻星光黯淡，不少大腕均以各種借口拒絕出戰(zhàn)，最終這兩支夢之隊均以慘敗收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０２年世錦賽還是在美國的印第安納波利斯舉行。在家門口舉行世錦賽，若換做中國，肯定會絞盡腦汁盡遣最強陣容出戰(zhàn)，但彼時的ＮＢＡ各路大腕卻想盡借口謝絕捧場。最終夢五隊名氣最大的不過是彼時已經老邁不堪的雷吉·米勒，多名球員在當時甚至連ＮＢＡ全明星替補都沒打過。星光最黯淡的陣容自然換來的是歷史最慘淡戰(zhàn)績，夢五隊在家門口僅獲第五名。

　　事后，美國籃協(xié)反思后得出的一個結論就是夢之隊的贊助商是銳步，但ＮＢＡ的頂級球星資源大多被耐克占據。所以在２００４年后，夢之隊選擇和耐克簽約。自此之后，ＮＢＡ巨星態(tài)度大變，爭相請纓，夢之隊也幾乎成為了耐克之隊。這種情況在２０１２年夢十隊達到了巔峰，當時隊內除了凱文·樂福外，其余１１名球員均屬耐克旗下，而主教練“老Ｋ”本人同樣有一份教練中很少見的耐克專屬合約。毫無疑問，在為國出戰(zhàn)這件事上，ＮＢＡ巨星前后態(tài)度迥異的玄機就是耐克的合同激勵條款。

　　中國男籃能獲得的第三種收入則是籃管中心的專項獎金。盈方目前為中國男籃簽下１１個贊助商，而每年中籃公司和盈方還會為男籃設置不少商業(yè)表演賽，這兩筆收入十分驚人。而每年籃管中心除了從中提取一部分補貼女籃、國青國少以及青少年籃球發(fā)展基金外，也會拿出少許作為對中國男籃的獎勵。比如，在２０１５年長沙亞錦賽中國男籃奪冠后，籃管中心開出了百萬獎金。

　　但男籃獲得的獎金需集體平分，而男籃整個團隊都超過了２０人，平均下來每人所得寥寥。所以，這三項基本收入對于阿聯(lián)、李根這類球員而言基本可以忽略不計，男籃球員享受的更多是精神層面的榮譽感，而這也恰恰是為什么宮魯鳴再三要求中國籃協(xié)在亞錦賽后必須對本屆男籃進行嘉獎表彰的原因所在。

　　從目前來看，短期內，中國球員仍會在國家榮譽的感召下積極出戰(zhàn)，但未來隨著社會發(fā)展理念日益多元化，遲早有一天，中國也會出現(xiàn)部分球星像ＮＢＡ球星一樣從個人經濟利益出發(fā)，重聯(lián)賽而輕國家隊，甚至為了休假而拒絕為國出戰(zhàn)的現(xiàn)象。中國籃協(xié)只有未雨綢繆，主動面對以上四大短板，早日推出更合理的國字號球隊的利益分配和保障機制，中國男籃才有可能形成良性的可持續(xù)發(fā)展。